辈分，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确定了，自己别无选择。同宗族之间的辈分是严格遵守的，比如说称呼必须准确，日常生活中要向长辈请安、敬烟、让座、让路，坐次上也十分讲究，不能乱了礼法。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甚至命运都会受到宗族礼法的影响和传统道德的束缚。

    

    曾读过这样的史料：在山西、五台山下，有一个4000余人的大村庄--槐荫村。赵姓占了90%以上，人称赵氏一家村，人兴族旺。据《槐荫村志》记载：槐荫村自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聚居。明朝洪武年开始，赵氏始祖伯英公从朔州马邑迁来五台，定居槐荫，以务农为主，勤俭持家，逐渐成为五台望族。赵氏家族繁衍至今，已有600余年，传25世，勤奋起家，豪爽待人，传宗续谱，辈分严谨，还组织筹划下《赵氏宗谱》一套12本书。

    赵氏家族之间辈分是严格遵守的，即使是白发满头的老者，也必须称呼比自己辈分大的娃娃为爷爷、叔叔。如果有人叫错了称呼，立即会受到族人的指责和纠正。宗族中孩子的取名也是依据宗谱中的辈分而定，不可随意而取。

    可见，槐荫村的人民几百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环境里，已经逐渐形成并沉淀下来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礼法制度，影响了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人。这里人口流动少，人们生活安定，生活也相对贫穷、落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要求同族、本家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宗族间的纽带也就比较紧密，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开放的程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们熟知的巨著《红楼梦》中，也能找到"辈分"的痕迹。如[林黛玉进贾府]一章里：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先拜见了外祖母，王熙凤来时，贾母戏说称她"凤辣子"便可。黛玉不知如何称呼，不敢造次，待到众姊妹说"这是琏嫂子"时，她才赶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也是非常重视辈分，不清楚辈分，身份，称呼一个人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而在行请安拜见礼或是吃饭时，对坐次、位置也十分讲究，如吃饭时对客人应礼让上座，而客人若很年轻、辈分也小，应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否则就会被人轻视，受人嗤之以鼻。

    当黛玉去拜见二舅舅贾政时，老嫫嫫让她炕上坐，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的椅子上坐了。见舅母王夫人时，王夫人本在西边下首坐着，见了黛玉，便往东让，黛玉料定这本是贾政之位，再三不肯，"王夫人再四携她上炕，她方扶王夫人坐了。"

    当贾老太太传饭时，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黛玉十分推让，得到贾母解释"你舅母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

    由于贾府中人物众多，各人身份不同，辈分复杂，黛玉不得不步步小心，时时在意，才不至于弄错，闹了笑话，乱了礼法。

    史料中的记载，古典书籍中的诸多表现，感觉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然而我的那次难忘的经历却使我与辈分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我似乎觉得下一代，对辈分已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兴趣了。逢年过节，你若问孩子，想去走亲戚吗？他保准回答：随便。说是拜年，可如今什么都是速成的，连这仪式也成了一个象征，意思一下也就算了。有的甚至把走亲戚当成一项苦差事，即使是一家家吃过来，压岁钱一家家拿过来。

    孩子们的姓名也可以不再拘泥于家谱了，有的甚至已不再避长辈的讳字，有的更干脆，连姓也去掉了，追求时髦时尚点的，名字有取四个字的，有取外国名字的。你若再拿"辈分"去说教、约束他，他定会显出瞧你不上的神情来。弄清辈分的确可算得上一门学问。尤其是现在的社会，人口流动大，开放程度高，使辈分变得越来越复杂，称呼起来也就变得含含糊糊，有时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时间无情地流逝，辈分，是否会爱莫能助地渐渐远去呢？或许那时，我们不得不带些怀旧情绪，甚至感伤情怀，挥挥手，说，再见吧，辈分。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辈分--按资历按年龄，来论资排辈，却在各行各业悄悄地流行。